天府事变：意外走红
Rapper普遍给人一种离经叛道的感觉，以独立姿态抗拒主流的裹挟，但相对整个群体而言，天府事变的叙事方式实现了另一种背叛。
文｜谢梦遥
采访｜谢梦遥 翟锦
编辑｜赵涵漠
摄影｜张士博
「公敌」
MC法老简直是个幽灵般的存在。他眼窝深陷，鲜少表情，沉默寡言，永远戴着一顶帽檐压得很低的棒球帽。他那古怪的名字就不必说了——就连他创立的厂牌都叫做「活死人」。他的说唱很硬核，每个词句仿佛铅弹般有力地从他嘴里快速迸射。在地下圈子，他颇有名气，每次亮相能引发全场沸腾。隔段时间，就有女孩给他微博私信表示想和他上床。总之，法老是那种看起来就很酷的rapper。
因为交了几个朋友，法老的酷，似乎有所减损——至少一些圈内人是这么认为的。
为法老引来非议的新朋友，是一个名为「天府事变」的成都的四人说唱团体。他们在国内的知名度相对有限，但也许是登上外媒最多的中国rapper。最初是因为2016年初发布的那首名为《红色力量》的歌，抨击了台独势力。在随后的「帝吧出征」事件中（以李毅吧为主力的网友组织起来去facebook大量发布反制言论），这首歌在境外快速传播。
在法老受邀参与了天府事变的歌曲 This is my generation 之后，他的死对头——说唱会馆把这事编排进了歌里，其中一首《法小》唱道，「你和天府事变唱的红歌瓜得震撼」。就连被法老视为说唱前辈的C-block团长大傻，也毫不客气地告诉他：「这是你做的最错的一个决定。」事实上，筹备 This is my generation 时，天府事变曾发微博私信邀请多位知名rapper参与，大多都拒绝了。大傻也收到了私信，他压根没有回复。
如果公开问及rapper们对天府事变的看法，你很难得到直接而详尽的回答。PG One对《人物》的表态或许代表了一种普遍的情绪。「好！」他鼓起掌来，脸上带着戏谑，「不敢说不好，背景太硬了。」然后，他收起笑容，一字一句地说：「我永远不会做这种说唱。」
「我说实话，大部分的说唱歌手，都不希望跟政府走，好像被招安的一样。」嘻哈文化推广平台「嘻哈融合体」的负责人ComeLee告诉《人物》。但无论如何，天府事变提供了一种难以复制的崛起路径，在「嘻哈融合体」举办的2017年中国嘻哈颁奖礼上，他们获得「最具国际影响歌曲奖」。
《红色力量》是个开始，天府事变接下来发表了一系列对抗西方意识形态并有着强烈民族身份认同的歌。No Thaad 表达了对萨德的敌对。《当代法西斯》唱出了对日本极右势力的唾弃，并重申了钓鱼岛的主权。在《颜色革命》中，他们指责美国「迫害阿拉伯世界」，并放话，「听清楚了，离开我们的国土，滚回北美，先把你国的枪支屠杀问题解决好，不然就准备好每天拨打911吧。」还有一首名为 Cariema 的歌，看起来与一贯的主题没什么关系，他们描述着名为Cariema的「无比邪恶的九头蛇」，其实他们在玩文字游戏，歌名倒过来就是美国。这些歌的大部分段落是英文。
这种愤懑以及鲜明立场，与快手、微博上常常涌现的愤青情绪没什么本质不同，但作为rapper，天府事变却是一个全新的存在。rapper普遍给人一种离经叛道的感觉，以独立姿态抗拒主流的裹挟，但相对整个群体而言，天府事变的叙事方式实现了另一种背叛。他们显然不是那种传统的根正苗红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形象，但在意识形态上却无比贴近。这引发了大量外媒的好奇，一些报道明显带有冷嘲热讽的态度。《纽约时报》称他们是一种秘密武器，《卫报》调侃他们是被雇佣的匪帮。
天府事变意识到自己成了某种「公敌」，他们不会假装什么都没发生。作品《全球通缉》，标题即是某种自我宣言，歌词顺带扫射了几个群体，「日杂和美分，公知和果粉（指苹果手机的粉丝），在我看来都是神经应该送去吃药。」
其实外媒采访，套路他们都懂。先问些不痛不痒的，然后不动声色地切入话题，「给你挖几个坑让你跳嘛。」最常见的两个问题是，你们是不是党员，政府是不是给了你们钱来做音乐。
「我们是真的没有那么复杂。第一，我们不是共产党员。第二，我们也不是体制内的什么文工团的。我们就是一个独立的音乐组合。」天府事变的队长王梓鑫说。他1993年出生，大学毕业两年来都在全职做音乐，其他团员与他年龄相仿。就连他们自己也承认，天府事变在中国确实是一个很奇怪的说唱组合。其他音乐人的主页下不会有这样的粉丝留言（或许那根本不是一个粉丝）：「说唱信党，永远忠诚。」
最近，日本媒体TBS跟随了天府事变与另外几位rapper在livehouse的拼盘演出，并在现场随机请观众聊聊这个在国外引发争议的组合。TBS可能找错了对象，因为那些观众来这里只是为了躁动而非发表政治见解的——他们根本不会认真听天府事变到底唱了什么，更何况他们歌里夹带太多复杂英文。
在这个时候，王梓鑫请了一位在场的朋友，去接受采访，扮演那个反对的角色，说了一些对作品的负面看法。整件事情至此有了一点荒谬意味。他们讨厌外媒找麻烦，但当外媒没有找到民间的批判附和时，他们主动帮其解决了那个问题。
「你即便不这个样子去做，他其实也会找其他人。」王梓鑫对《人物》说，带着某种孩子气的狡黠。「有一个说我们反话的，还让这个报道显得更真实一点。」另一位成员李毅杰补充道，「只要这个是可控的就行。」
带着胜利者的姿态，王梓鑫微笑着回忆了这段故事，最后他总结说，「这就是外媒的……」当他还在斟酌着措辞，李毅杰迅速地补上：「德性。」
TBS的采访结束后大家一起吃饭，在友好的气氛中，王梓鑫向那位明显持右翼立场的记者请教了他对南京大屠杀的看法。他并不是一个浑身长着刺的人，相反，在现实的相处中他对意见相左的人也抱有开放态度，并会抓住机会满足他近乎童稚般的好奇心。
当得知《人物》记者常年在香港生活时，他的问题又来了，「你会为香港的那些年轻人担忧吗？香港现在年轻人，百分之多少是反华反党的？
「在香港是不是很多人觉得王晶是投机分子啊？」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若有所思：「我觉得他本来也应该是个投机分子。」
过了一会儿，他又问：「黄秋生他不是一个左派吗？为什么他被打成右派了呢？」记者试图拿回提问的主动权，王梓鑫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那杜汶泽呢？」他睁大眼睛问。
王梓鑫
非典型
远远就瞅见，王梓鑫蹲在自家楼下，用手在地上无聊地划圈圈。这是7月的一个下午，他把采访定在成都的家里。「你来了。」他懒洋洋地抬眼看了看《人物》记者。「咱们上楼聊吧。」他穿着一身正常尺码的T恤短裤，眉目清秀，看起来就像个中学生。
从很多角度看，王梓鑫不是那种典型的rapper。他留着小平头，声音很奶嫩（有网友给他作品留言：这首歌就毁在那个小男生的嗓音，尴尬癌都犯了）。他握手的方式不是黑人那种。他微信的名字是「小王」，大概没有其他rapper会用这种名字，这感觉像是机关办公室里领导对年轻人的称呼。在后来的一次见面中，rapper「小王」坚持不打车，与《人物》记者蹬着共享自行车，在暴晒的北京街头满头大汗地找餐馆——这实在太不rapper了。
和他的爷爷奶奶打完招呼，王梓鑫走进了他的录音棚。录音棚设在天台，外面摆满盆栽的花草。但一旦进入录音棚，就换了个世界，里面到处是面容可怖的僵尸玩偶。他说他有收集这类手办的兴趣。
天府事变的很多作品，正是在这个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里出炉的。这天他们要继续录新歌《厉害了我的国》，词是他们自己写的，如你所料，中国梦、长江黄河、神舟飞船等都在歌里。作为队长，王梓鑫是天府事变的微博管理者，随着声名渐起，他也成了团队的经纪人和发言人，但他首先的身份是一名制作人，负责beats、后期混音。在《厉害了我的国》这首歌中，他请来一位戏曲老师加入了川剧唱段。那是一段大气磅礴又非常契合的采样。
说唱讲究圈子，rapper彼此帮携，所以你认识哪位地下知名rapper，也将为自己获得更多的演出机会和影响力提升，但一直以来，天府事变与整个地下说唱圈接触甚少。王梓鑫瞧不上那些模仿美国匪帮说唱的rapper。「跟那些人说不到一堆。不能说是他们坏，感觉幼稚了一点。」他说，「不仅仅是钱和女人，你得有其他的东西，我觉得他们就知道这些追求。」rapper彼此看低是常态，但王梓鑫的鄙夷里带有一种道德优越感。
他称吸食大麻是说唱圈内的「政治正确」，这话说出来就得罪一批人了，确实，不管是否真的沾过这种东西，rapper乐于把它写进歌里。王梓鑫尤为憎恨。最近，在他的倡议下，天府事变创作了首禁毒歌曲，劝喻人们远离毒品，还把炮火射向同行：「我现在已经不能判断，贩毒危害大还是滥用这些涉毒说唱音乐危害大」，「那些疯癫的rapper将他们的精神排泄物打包灌输给他们的粉丝」……曲风采用的是trap，除了表现出天府事变的风格多样性，也是一个反讽，因为trap音乐里的常见主题就是毒品与享乐。
莫安琪参与了这首歌。这位深圳女rapper在天府事变的 This is my generation 那首歌有过客串，但王梓鑫做出请她加入的决定前，还是很直接地问了一个问题：「你平时抽不抽大麻？」
如果换别人问起不算熟络的女孩这么一个问题，一定是唐突的，但王梓鑫认为没什么，「她不会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们在她的印象里面，就是那种五道杠少年。」
莫安琪说她「很干净」，她还说了一个让王梓鑫更加放心的事实，她父亲就是缉毒办的。
去年6月，天府事变受邀参加为一位白血病人筹款的拼盘义演，算是与地下圈子有了第一次的正面接触（说唱会馆听说天府事变的加入后，取消了同场演出）。演出所在的成都保利大厦被坊间戏称为「魔方大厦」，楼层间藏着多家livehouse、迪厅和文身店。这是王梓鑫首次走进「魔方大厦」，他对类似场所毫无好感。
那是一场失败的演出。他们缺少控场的经验，前两首歌就没把观众情绪调动起来，以至于压轴的《红色力量》虽然曲风很躁，台下还是没什么反应。
到了现场如何与其他rapper相处，他们还真提前想过：「谁跟我们打招呼，我们就跟谁打招呼。」但反过来，他们不会主动上前。这个习惯他们沿用至今。「我们算是最特殊的，他们不是特殊的，那肯定是要他们跟我们打招呼，不然我们很可能就吃闭门羹。」李毅杰说。
的确，天府事变正处在一个特殊的位置上。他们附带着一个政治色彩浓郁的标签，这让他们无法被归类到地下歌手的任何一类，没有一个明确可供参考的行事模板。这一度让几个年轻人产生一种矫枉过正的心态。他们专门开了一个会讨论订立内部规则。
大麻绝对不能碰，一碰就开除出团队，这点毫无异议。脏话呢，就不管了吧，毕竟是rapper，「还是要有自己情绪在里边」。至于睡粉，倒是从未讨论过，前提似乎就不成立，所以直接跳过吧。成员罗锦辉说：「你像王梓鑫，他看着一点都不是那种范儿。」
四人中，李毅杰最接近地下圈子，大学期间他曾有4个月兼职做酒吧的控场MC。他艺名叫Pissy（你没听错，确实是他的名字），这很「地下」，听起来像句脏话。他的英语有种黑人腔，因为他听了太多遍的2Pac。也正是因为他与法老在网上的互动，他们接纳了彼此。但对言行举止最为紧张的，反而是李毅杰。他为团队提议了最多的细节规定并记载于手机备忘录：录制节目不能迟到、不能随地丢烟头、不能擅闯红灯……
不是说说而已，他们确实在执行，成员谭钧文就因迟到与丢烟头被罚了好几次，一次200元。《人物》记者随访中，路上遇到红灯时，他们真的乖乖等在路口，即便那一刻近处并无车辆。
「我们做的东西是正能量的，那如果在我们生活中被人捕捉到了不好的东西，对我们整个团队的方向是不符合的。」李毅杰承认，标准来自于「小学老师讲的那些制度」。
但也不要把他们想象成不懂人情世故的呆子。最近一个音乐节，有个现场工作人员跟他们搭话，似乎不了解他们。「你们要是觉得累了，就可以到我们那边去玩。」他说，指了指头上的帽子。那上面是大麻叶子，他们一看就懂。「我们不可能当时就跳出来站在那儿批评他对吧，我们也就最多就笑一下。」
李毅杰
正面力量
四川传媒学院本科生罗锦辉是在2012年认识大专生王梓鑫的，两人都是该校新生，参加了同一个艺术社。罗锦辉在面试那个社团的时候唱了一段英文，王梓鑫被征服了，「这人好屌啊！」他本身英文非常糟糕。两人很快成立了一个名为Freon的组合，分别负责中文和英文rap。
对于罗锦辉来说，王梓鑫与他的第一次见面就奠定了说教者的形象，这个形象后来一直没有变过。「对我上来就是一通说教，说我们一定要做正直的人，不要做那些阴暗的东西。我们如果说要做音乐，就要给年轻人做个榜样。」
但王梓鑫又有着愤世嫉俗的一面。他建议与罗锦辉合作的第一首歌，就去骂学校里玩滑板的那群家伙，「发到贴吧上面去，就骂他们装逼嘛。」他觉得他们不过是在跟风。他高三准备艺考时留过一阵脏辫，大学前就剪掉了，照片也都删了，「所以说我也傻逼过呀。就是你傻逼过以后，你才会觉得那些人傻逼。」
罗锦辉拒绝了。「跟风没有错。」他说，「你可能是觉得他们在那儿跟风，在那儿耍帅，你也不至于就去骂人家吧。」
Freon二人组做过很多情歌，发在网上，点击量的上涨基本靠自己点。他们在大学期间始终籍籍无名，争取过对外的演出机会，但仅有的两次演出都是在校内迎新晚会。《快乐男声》海选时Freon也报名了，但首轮就被淘汰。他们自费发过一张专辑，30元一张，卖了两三千块钱，大部分是亲戚朋友买去了。
曾有过一个阶段，罗锦辉想要放弃音乐了，他感觉看不到希望。王梓鑫给他打电话一通鼓励。「我对王梓鑫有那种盲目的信任。他看上去有点呆萌呆萌的，但是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被选召的孩子。」罗锦辉后来说，「他是那种内心充满了希望的人，永远不会放弃的。」他们是最好的朋友，王梓鑫家里有个专门留给罗锦辉住的房间。
到了2015年下半年，王梓鑫想将两人组合Freon变成更大的说唱团体。通过朋友介绍朋友，有十几个人入伙，汇集到成都一起吃了顿饭。王梓鑫写的第一首歌叫《天府事变》，这个有着叛逆意味的名字并不是要向体制宣战，而是意在改变说唱圈的劣质文化。
那首原本想让新老成员共同亮相的歌没有完成。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王梓鑫的理念和说教方式。有的rapper就是对街头斗争抱有极大热忱，出门都幻想着带把枪，这倒不是说他真的会做什么过火的事，在中国国情下你大体可以将其理解为对于美国匪帮说唱的某种角色扮演。但这与王梓鑫想做的正能量方向背道而驰。录制期间大家话不投机，越聊越不顺，有人感到自己被针对了。罗锦辉记得，有天王梓鑫给他打电话，说想把其中一个rapper踢掉。最终他还是心软了。
虽然没有人被开除，大部分理念不合的人自觉淡出了。除了Freon二人组以外，只剩下了李毅杰、谭钧文。四人中有三人来自军人家庭，这纯粹是个巧合。后来，其中一名退出的rapper写了首歌diss王梓鑫：「鑫哥说，加入天府事变，首先要正确站队，一要避免黄赌毒，不能引诱未成年人犯罪。我们肩负舆论正确导向的责任，现在问题来了，你是哪个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歌里还有「祝你得骨髓癌」等一波恶毒诅咒。王梓鑫从未回击。
天府事变宣告成立。李毅杰英语专业八级，他将整个团队的英文水平又提了一大截。双语说唱本来就是Freon一直在做的事情，现在，他们更加得心应手。在2015年底，他们推出了一张《成都是春，重庆是夏》的纯英文抒情专辑，主题关于家乡。
直到这里，这仍是一个平淡无奇的故事。没错，他们英文部分唱得很溜，他们想带来正能量，但他们和那些分道扬镳的rapper一样，均是籍籍无名，没有人关心他们的音乐。
那首改变他们命运的歌曲，是连同着一种在网络上弥漫的愤懑情绪共同到来的。2016年1月，黄安举报台湾艺人周子瑜挥舞青天白日旗涉嫌台独——后来证明那是一个乌龙，两岸网友发生骂战，双方均有极端言论出现。王梓鑫注意到事态发展，正如许多卷入骂战的人一样，他的焦点也发生了转移，不再是青天白日旗是否等同于台独，而是某些台湾网友对大陆突破底线的侮辱言论。他被激怒了。
他给李毅杰打了电话，让他写英文歌词。一天之内，《红色力量》完成了创作和录制，并在微博发布。歌中有一些匪帮说唱里常见的凶狠词句，把炮火射向了台独者和蔡英文。与深思熟虑无关，这是一场纯粹自发也不计后果的创作，更贴近愤怒年轻人的内心。时机恰到好处，《红色力量》得到网友的疯狂转发。
歌词是英文的，外国人能听懂。路透社最先来采访了。更多的国际媒体在跟进。
但随之而来的，也有麻烦。那首歌在转发过万时被删掉了。王梓鑫重新上传，又很快被删。一个陌生的北京来电打入他的手机。他被约出来了解情况。他很意外，没想到自己这么轻而易举就被找到。见面的时候，他点了一杯苦荞茶。
他解释了自己的想法，还介绍了家庭背景。误会解除了。「这件事情之后，我们的歌几乎没被删过了。」王梓鑫说。
罗锦辉
变化
进入2016年的天府事变，创作上的转向非常明显，曾经甜腻的情歌被更多热血的爱国歌曲取代。他们说，那些均是源自内心深处的表达。但也不可否认，《红色力量》创造的奇迹般的传播度，可能给他们带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你肯定习惯性地会去想还有没有什么主题是没有涉及到的，你会一个一个去想一下，这些可不可以再说一下呢？」李毅杰说。
他们有了粉丝。他们的粉丝很特殊，更多是同一谱系里的政治控，而非嘻哈音乐迷。就像力的相互作用，粉丝为他们吸引而来，他们也被粉丝推着走。每当有涉及中国的国际争端出现，粉丝就纷纷给他们留言。「你怎么不唱下这个，你怎么不唱下那个。我们或多或少也会被粉丝影响到。」李毅杰承认。
王梓鑫并非半路才关注政治时事。据他自己说，早在2012年起，他就经常在网络上和自由派公知打嘴仗（他称曾被人肉搜索过，还遭遇过死亡威胁）。成员们都说受到这位队长的影响。「像王梓鑫这种热血青年，他一下就给你带走了。」谭钧文说。他承认以前没有太多关注时政，但起码前后的价值观没有矛盾。罗锦辉以前听说城管打人，会本着朴素的情感内心暗骂畜生，但现在他会看到城管的苦楚与管制的必要。他感到自己考虑问题更全面了。
「我很容易影响我身边的一些人，跟着我一起去做一些事情。」王梓鑫说。他像是团队的大脑，涉时事歌曲主题几乎都是由他先提出。英语最好的李毅杰则是忠实的执行者，词多是他完成。「Pissy就是我让他干嘛，他就干嘛。」王梓鑫说。
某种程度上，改变他们最大的，并不是《红色力量》，而是稍晚几个月面世的This is china。那首歌的MV被共青团的官微转载，还登上了新闻联播。它令一支地下组合获得官方的正式认可，真正走到了地上。
实际上，这并非精心策划而更像是意外。歌是先写出来的。在成都的一次朋友聚会中，有人刚好听了这首歌，把它推荐给共青团中央的宣传部门。后者向天府事变取得授权，并制作了MV。
最近几年来，在严肃庄重的政治口号、通稿之外，官方的宣传方式有时会展现出更轻松、更贴近年轻人的姿态。「复兴路上工作室」曾制作过一系列解读政策的动画视频，其中包括一首关于「十三五」计划的英文歌。说唱也有尝试，2016年新华社发布过名为《四个全面》的说唱动画，反复喊出，「小康是目标，改革是动力，法治是保障，党建是关键」。当然里面也有更好玩的歌词，比如「一个那是点，两个那是线，三个那是面，四个是全面」。
但天府事变带来了不同。他们的面目更清晰，更具个人特色。相比具体信息未被披露的「复兴路上工作室」，他们并不神秘。
This is china 不止于赞颂，也提及了中国存在的污染、腐败、食品安全等现实问题。「我对天发誓，那首歌团中央没让我们改任何一个字，任何一个词，直接发了。」王梓鑫说。但官方MV字幕中也有不易察觉的微调，比如英文歌词谈到中国雾霾问题时，说的是「similar to 1950s London and LA」，中文翻译为「这不比20世纪50年代的伦敦和洛杉矶好多了吗」。
也正是这次合作，让王梓鑫认识了团中央宣传部工作人员吴德祖。吴德祖本身也是个网络红人，微博拥有60万粉丝——远远超过天府事变4个人的总和。王梓鑫很喜欢他，觉得他和刻板印象里的官员完全不同。他是个装着义肢的残疾人，但自信又充满魅力，「北大文学系的，毕业论文就写的摇滚」。王梓鑫经常和吴德祖在微博互动，他知道他们的能力范围，当看到「社会底层被欺负的一些事情」，他直接向团中央举报。
不过随着走红，对于音乐之路怎么走，天府事变内部有过争议。他们想过标签化带来的问题。王梓鑫自认为是热血青年，他喜欢把内心想法一股脑都说出来。好处显而易见，「人家想到爱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但坏处是，标签会加深偏见，造成分化。他们考虑过，是不是可以「不动声色地去表达价值观」。
在王梓鑫提议创作《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这首说唱时，最大的反对意见来自于罗锦辉，他觉得rapper就这样唱出来很尴尬。王梓鑫很坚定地要做这首歌，「毛主席是我永远追随的人」。一直以来，他喜欢听红歌，去年他手机播放量排第二的是《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他在「唱吧」自己录了首《十送红军》，不是说唱，是原版。
经过一番辩论后，罗锦辉被说服了。
相比其他歌曲，这首歌的红歌意味太明显了。天府事变付出了代价。「很多人一直抓着这首歌不放，但我从来没有后悔写过这首。」王梓鑫说。
基本而言，罗锦辉是天府事变中性格相对敦厚低调的那一个，但他（反而不是更具地下气质的李毅杰）并不总是顺应王梓鑫的意见（「罗锦辉是我们里面的右派」）。他觉得《颜色革命》那首歌，「有一点被害妄想症」。因为觉得难以把握该主题，他没有加入到那首歌的创作中。但他也向《人物》为队友们辩护，那只是特定时期的郁结所激发的，因为当时外媒的敌意和网络的攻击令几个年轻人感到困扰。
即便在采访中，罗锦辉与王梓鑫也存在一些微妙的角力。比如谈到最近炙手可热的Gai和海尔兄弟，王梓鑫认为「他们没有做任何对于社会有推动的事情」。罗锦辉打断了他，「你也不能要求他们去做，」他把脸转向队长，「他们只是音乐人，你没有必要要求他们有多大的社会责任感。」
走红以来，王梓鑫的交际圈也发生着变化。用他的话说，他进入了「爱国大V」的圈子，经常参加饭局，在座的往往都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人，与他父母同龄。他很少与父母聊对时局的看法，觉得父母「被洗脑了」，思想太陈旧，但那些人不一样。他与同在成都的周小平成了朋友，还受邀参加了后者今年年初的婚礼。他惊讶于周小平的影响力，去年他受官方邀请去南海军营参观，军舰上的一名小战士告诉他，海上生活无聊，最喜欢看的是周小平的书，「带来了很多前进的力量」。
在一次台州举办的「爱国大V」饭局上，天府事变专门被邀请过去，成了在场最年轻的几个人。他们政治观点接近，在网上与公知的舆论战争也往往处于场面上的弱势，但在这样的饭局里，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人能够彼此理解。酒过三巡，他们先唱起了《国际歌》，然后就有人起哄了，「天府事变唱一个」。
王梓鑫想，「要唱说唱，他们也跟着唱不来，我要唱一首大家都喜欢的歌」。
「太阳最红，毛主席……」他起了个头，所有人跟着一起唱起来。
罗锦辉后来对《人物》回忆说，那一刻他觉得有点别扭。「我不是体制内的人嘛，然后我就在这样一个氛围内去唱这个歌……」
不过，他还是加入了合唱，「因为当时大家都在唱。」
谭钧文
表达
那个叫寿君超的选手显得很特别，他是唯一参赛的rapper。
这是2010年《中国达人秀》的现场。除了说唱，寿君超还来了一段freestyle，虽然那几段围绕评委的调侃显然是经过事前确认的，并非真正的即兴。评委高晓松对寿君超说：「hiphop这种音乐在中国，你成为不了明星。不是因为你有什么问题，是因为hiphop的基本精神是自由，一定要自由地表达自己看到的想说的，但是好像这环境不太能让你自由地说出你想说出的。」
说唱的本质是表达，如果你对流行歌曲里常常出现的重要主题比如青春与爱情不感兴趣，就不要写。歌词容量巨大，你可以写下任何你想写的话。股票、电脑或汽油。香港的困局，崂山的求仙术，或者你为什么憎恨你的母亲。你可以咀嚼你的失败，也可以夸耀你的成就——所谓的吹牛歌最好写，大概那是最接近生理本能的表达。如果你真的很爱吃麦当劳，你大可以写一首歌。以上都是真实的歌曲。说唱的世界最自由。
寿君超的歌里有一些抱怨——那甚至算不上批判：「这就是一个用金钱堆砌的时代，这就是我们80后幸运的无奈。」「这现实就是如此，有相爱的时候，大多都说着发誓，但离开你可能只因为别人开着宾士。」节目播出时，这些话被剪掉了。
寿君超已经泯然众人。现在看来，那些被消失的歌词没什么大不了的。到了2017年，时代似乎不一样了。《中国有嘻哈》风生水起，rapper也可以成为舞台上的超级偶像。在那档节目，rapper在歌中更多在谈论自己—这当然也可以很有意义，但至少节目呈现如此，只有极少的人对谈论他人与更大世界表现出兴趣。
「反正游戏规则就在这里，几个底线你不能触碰，政府、阶层不要碰，脏话没有。」三强选手艾福杰尼在节目录制时告诉《人物》，「而且现在可能是，你没有前两个，脏话可以有。」
说唱似乎很容易撞上禁区。2015年8月文化部下架了上百首网络歌曲，其中大部分是说唱。即便如此，对于地下rapper来说，很难有什么自我审查，下架令对于他们的教育意义有限。一贯以来，法老就是那个我行我素的代表。他与寿君超都住在上海，但不是一个时代的人了。他有种邪恶的幽默感，有句歌词是，「我不捧臭脚不是刘恺威」。他也会变得很凶狠，曾在歌中写，「我只想把所有垃圾rapper都吊死然后丢在海边」。
但他也会做一些「不一样」的歌曲。《亲密爱人》中他没有刻意追求押韵，以一位国民党老兵的口吻读出在不同年代写给失散爱人的几封信，娓娓道出战争带来的伤痛与分离。这首歌取材于真实的故事。「那是我妈的语文老师，我从小就是他带大的。他现在97岁了，没有结婚。」法老说，「我写歌是想能为这个世界去做一点什么的，不应该只是娱乐。」
另外几首歌就有些危险意味了，在多个音乐平台已经无法找到。
那么为什么法老和天府事变会成为朋友？
「因为我真的很爱国。」法老说，「但是我为什么会去骂？是因为我打心里是爱这个国家的。」
最初，天府事变邀请法老合作 This is my generation 这首歌时，他主动提及他曾写过内容敏感的歌。「没有关系。」王梓鑫说。由于这首歌是共青团要推送的展现年轻人精神面貌的作品，他把法老的名字报上去，通过了。
在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上，他们没法达成一致。天府事变与法老真的聊过。「你不能揪着一个国家的痛处不放。」最后他们只能这么说。但他们就是越来越熟，法老去成都演出，请天府事变做嘉宾。他们还一起合作了《当代法西斯》，大骂日本右翼。
参与录制 This is my generation 时，法老的歌词也遭遇了删改。比如，有一句词是写徐志摩的——他们都是海宁人，王梓鑫让他改成鲁迅，「徐志摩他的黑点太多了，怕有影响。」虽然不喜欢鲁迅，法老还是照做了，他也理解，「他也只是奉命让我改。」
对于作品修改，王梓鑫已经习以为常了。虽然共青团并未删改过 This is China ，但那首歌的完整版从未公开演唱过。上北京电视台跨年演唱会的时候，导演让他们改了很多遍，涉及负面的内容都删掉了。
《厉害了我的国》是一个最新的例子。最终版本中，川剧采样被删掉了，词也变得完全不押韵。他承认那是他人的改动。这首歌从9月开始，成为央视一档栏目的主题曲。
「我之前觉得他们是很迂腐的那种爱国青年。后来接触了发现，其实他们也是普通人。」法老说，他将天府事变的某些创作理解为一种妥协。
他们并非通行无阻。王梓鑫在知乎写过：「爱国也没大家想的那么简单。」他们最近刚遭遇了一场挫败。天府事变本来要参加腾讯《演讲家》，但在递交讲稿后，对方觉得太敏感而取消了邀请。问题并不出在导向，而是有些话题本不宜谈论。
把天府事变描绘为一个只懂唱赞歌的团体并不客观。他们自己也强调，说唱里应该允许批判。王梓鑫说，他正和政府相关部门商量，做了一张名叫《自省录》的专辑。这只是计划，整件事情绝非容易，「比如说你谈环保，你得去找环保部谈；你谈贪腐，你得去跟军纪委谈。很麻烦，但是值得你去做。」但与他眼里的那些只会到处开炮不考虑后果的rapper不同，他认为自己是有方法的。他说，新专辑等到10月的那场大会结束后才启动。
与法老有了交集后，天府事变的成员们修正了一些既往对地下rapper的误解。「有的人可能是在嘲讽，可能只是做着玩，他不一定真正是把自己想成一个匪帮的人。他们生活中可能也就是大学刚毕业的挺好玩的一个人。」李毅杰说，「多多接触，通过我们的力量去影响他们，也可以让他们变得更好。」
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改变了法老。他对《人物》说，他越来越对外媒的某些说法产生怀疑，可能未来再也不会写涉敏感题材的歌曲了。
矛盾
一度，王梓鑫极其痛恨别人称天府事变为「红歌军团」，但现在，他能够坦然接受了。同时，他对外媒的敌意与日俱增。那些来访者似乎从未真正想从内心了解他们，而是把他们当成一种证据。李毅杰接受BBC的采访后，那个记者转脸就在推特上骂了他。这让他感到又委屈又失望。《时代周刊》采访时，最后一个问题又回到了套路：「你是不是党员？」王梓鑫回答不是。几天后，那位记者又打来电话，说要补充一个提问：「那你是不是团员？」他承认了。果然，这层关系被写进报道里。
他们接受媒体的审视，反之，他们也审视媒体。一档英国电视节目直接奔到成都要求采访，王梓鑫避而不见，原因是他用「China」作关键字搜索了那个节目的过往报道，发现「出来的全是黑中国的」。另一次，有位记者通过微信联系他，上来第一个问题就很尖锐，王梓鑫感到反感，他礼貌地中止了那个访问。
与外媒打过一些交道后，他们会自然地产生一种「斗智斗勇的感觉」。王梓鑫直白地对《人物》承认，为了不想让对方抓字眼放大，有些时候「几乎全部说的空话」。比如日媒TBS问及如何看待中国的爱国主义宣传，他说，「还不够，要向日本、韩国学习。」他继而举例，女子偶像团体AKB48曾助阵拍摄日本征兵广告。
故事到了这里，逻辑是自洽的。王梓鑫讨厌公知，因为他觉得他们为反对而反对，就像他讨厌校园里的那些滑板青年，他觉得他们为叛逆而叛逆。他否认他的意识形态塑造与军人出身的父母有关，强调两代人的差异。他需要肯定，而不是排挤，谁给予他拥抱，他就还以善意，这一点与大多数人没什么不同。看到申奥成功、神舟上天、科技创业在衣食住行层面的深刻变革，他由衷感到骄傲。作为rapper，天府事变处在一个安全、政治正确的位置，英语说唱绝非刻意，如果能做一些积极的事情，为什么不呢？这就是故事的全部了，但这个王梓鑫向《人物》讲述的故事，会不会是「斗智斗勇」的一部分？
其实，只要气氛松弛下来，他们会吐露一些内心想法。一个夜晚与《人物》记者吃饭，王梓鑫聊到了脚上的文身。他的形象是个积极阳光的rapper，对于一些保守人士来说文身会破坏这感觉，他没有表现出任何后悔。他坦然地说，那是献给母亲和奶奶。
然后，记者提起了党员的经典问题。
「在大学的时候，你知道要多优秀才能入党吗？你要经常去学生会做一些事情。」他停顿下来，叹了口气，「我是最讨厌学生会那些人的。」接下来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吐槽大会。他和罗锦辉相视而笑，抢着回忆那些学生干部如何搞官僚主义，包括那位会长在讲话时要求他的下属拿个小本儿记笔记。「党内一些好的风气他学不了，比如说好的纪律性，好的效率，他只是学那些官僚。」罗锦辉总结。
在外媒上，他们似乎面目一致，但事实上，每个人都是那么不同。「最右的是罗锦辉，他可能只是不敢说出来。但是你可以通过他的一些言论发现他跟队长的思想可能差距是最大的。」李毅杰说。
罗锦辉说，他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被网络的「公知粉」称为「小粉红」。但这一年多来，他对两个群体的对立也有了新的看法，双方都存在把对方妖魔化的趋势。「公知粉嘴里所描述的那种小粉红，好像爱国已经爱得脑子都没了。然后小粉红口中的公知粉，就是就巴不得中国赶紧灭亡。」带着一贯的温和神情，罗锦辉说，「他骂的那个对象可能压根儿就不存在。」
他说的这个问题，王梓鑫多多少少也有。关于《红色力量》那首歌，他说激发他创作的最直接原因是，对方阵营有人侮辱了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在谈到动物权益之争时，他愤愤不平地指出，有爱狗人士竟用「支那」指称国人。他很容易揪住那些最极端的声音。
有时，王梓鑫会说些令人目瞪口呆的话，「我们的敌人是《时代周刊》、BBC、CNN那些人。」「给外媒打工的那些中国人都他妈不是东西。」他其实不会用翻墙软件，也没想过要学，许多信源准确性存疑。
但另一个王梓鑫，总能看到事情好的一面。天府事变经历过一次改名，那是2016年上《天天向上》，节目觉得「事变」二字太敏感，改而使用「天府音乐」这个不痛不痒的名字。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才把名字改回。王梓鑫讲述着，把这段故事引到他们的南海军旅参观，「天府事变」就贴在门上，有少将来视察，看到那几个字什么也没说，还邀请他们为军队写歌。本意是讲述一个令人沮丧的改名风波，他最后的落点是，体制内还是有很多开明人士的。
在10月中旬发布的新歌《信》里，天府事变谈到了国家存在的问题。但一段副歌过后，所有的问题都有了妥善的解决方式。就像童话故事里的光明结尾，歌里唱，「祖国仍是我们的骄傲。」
这种乐观，是王梓鑫与生俱来的，也是他的这种特质，挽救了那个看不到前途的在大学期间差点就解散的Freon组合。现在，天府事变不再为演出而担忧，行程表排得满满的，还不断接到广告商的邀请。
前不久，腾讯在成都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动漫嘉年华，邀请天府事变出席。当王梓鑫获知二次元圈内的一位网红歌手并没有像他一样获得贵宾室的待遇时，他发出由衷的惊叹。
坐在高举灯牌的人群中间，王梓鑫显得意兴阑珊，偶尔瞥一眼台上表演，大部分时间在玩手机。「我对这些一点也不感兴趣。」不过，在穿着短裙的女团上场时，他抬起头，迅速抓拍了几张照片。
他还是更喜欢聊政治。在那个欢乐的现场，他提到所谓保守派与开明派的分野，最初用了「斗争」这个词。但很快，他表示自己用词不当。想了一会儿该如何措辞，他还是放弃了，对《人物》记者说：「你想一个吧，我想不出来。没有那么严重。」
更多地，他在表达对这个国家的积极看法。「我相信习主席的改革这个样子下去，只要我们的党内有越来越多的这种领导出现，它就会越来越好。在外界的人他是感觉不到的，但是你经常跟他们接触的话，你会感觉得到。」
他拍拍记者的肩膀，「相信我，这个国家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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